之累。自应明定划一银式。于京设立铸造银钱总厂。俟新式银钱铸成足敷颁行后有完纳钱粮关税厘捐一切公款。均专用此项银钱补平薪水等弊扫除净尽。

　　为了直接掌握造币权。光绪帝设立银钱总厂显示出要以银钱总厂地银元统一全国银元地意图。与1898年银元地使用比率不同地是。规定“所有完纳钱粮关税厘捐一切公款。均专用此项银钱”。

　　这与清政府直接控制造币权联系在一起。故而非常值得重视。

　　张分析了当前的情况后，叹道：“本来，为了统一货币，朝廷理当立即命令各省的造币厂全部停止铸币，中央对其进行接管，或者强制各省遵守中央所规定的银元样式和平色，但是朝廷却没有采取这些措施。除了皇上无权外，这些督抚们根本无法控制，已经是实际上的军阀了！”

　　张的话，让一旁的唐绍仪不时的打眼色，因为他这不是连张云飞也一块说进去了吗？

　　不过张云飞显然对别人说他是大军阀毫不在意，在张云飞看来，他不是像军阀，而就是名副其实的军阀，用不着藏着掖着的。

　　经过两次失败的中央政府，这次仍然未能对以各省督抚为中心的币制“分权化”现象施以压力。

　　唐绍仪见张云飞没有生气的样子，于是说道：“各省督抚之所以牢牢把住货币铸造权，抵制中央统一币制，主要原因是铸造利益在各省财政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本来清政府建立‘解款、协款’制度，即由中央来控制各省的财政收支，实行中央集权。太平天国时期，各省的财政实权落在督抚手中，其结果导致了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的完全瓦解。各省拥有不受中央控制的各种收入，而其中货币行的收入占重要比例。”

　　张接着唐绍仪的话题补充道：“以湖北善后局为例，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收入总额为两，而其中货币行的收益达746452~两，仅次于厘金(13352977~两)和土药膏捐(843019~两)，居第3位。当时田赋只有80000~两，而盐课盐厘也不过是607980~两，并且货币行的收入主要充当与维新相关联的经费或者练兵经费，以此可知货币行收益在省财政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不过这些钱都没有给朝廷中央，而是地方上就给分了！朝廷虽然知道，但是也没有办法！”

　　唐绍仪为张云飞解释道：“地方之所以规避中央的币制改革，是因为地方行政和财政的内部构造上存在着所谓‘陋规’的问题。官员的俸禄非常低，地方官的收入并不能支付所需，更不要说没有俸禄的胥吏和衙役了。因此知县以下的胥吏、衙役们征收‘陋规’以维持生计和官衙的公共支出。……

　　……‘陋规’中最普遍并占最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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